浅谈管仲的法治思想总结(精华11篇)
发表时间:2026-01-20▣ 浅谈管仲的法治思想总结
一个学期的特长班教学工作即将结束了,回顾这一学期来绘画特长班的活动情况,虽有一定的收获,也有一些不足之处。为了下学期能更好的开展幼儿兴趣小组,特将这一年来的活动情况总结如下,以便以后能做到取长补短,有所提高。
为了陶冶学生的情操,丰富学生的课外文化活动,引导学生把自己的兴趣爱好充分发挥出来。本学期一开始,就成立了绘画特长班,让学生展现自己的才能。本学期的绘画特长班活动内容为几何体素描、实物素描。
为提高学生们的训练积极性,也为了让更多的学生了解认识并投入到兴趣小组中来,在幼儿园的各种活动中我们充分利用各种方式进行书画作品展示,表现突出的同学我们给予表扬和奖励。正因为如此学生的训练积极性与日俱增。由于学生们的刻苦训练,知识技能有了进一步地提高。
一份付出一份收获,通过一学期努力大部分同学进步很大,已经能准确的构图,并能表现几何体的明暗色调,许多学生的作品在幼儿园展板上展出。
当然在这一学期的工作中还存在着一些不足,如知识面不宽,教学内容略显单调,因此在学期末,一些缺乏意志力学生无法完成创作内容。教学方法单一,在激发学生兴趣方面还需改进。缺少对学生创造性的培养,学生的作品以临摹为主,多数参考了教师和其它地方查找的资料,缺少原创作品。
为了体现幼儿园让每个学生都有特长的办学宗旨,突出幼儿园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通过一学期的教学实践,有以下一些想法和建议。
在特长班的选择上,要以学生的兴趣和能力为主,统筹安排,避免对美术没兴趣,或不太擅长这个活动的学生参与,出现热情不高,无法完成作品的情况。
在教学内容上,增加与传统美德有关的内容,培养学生良好的意志品质,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 浅谈管仲的法治思想总结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诗经。国风。周南》中有这样一首诗:南有樛木,葛藟累之。乐只君子,福履绥之。南有樛木,葛藟荒之。乐只君子,福履将之。南有樛木,葛藟萦之。乐只君子,福履成之。吟诵这首诗,脑海里浮现出一种极其厚道、宽容、大度的植物,它叫樛木。历史上,也有像樛木一样的人,他就是鲍叔牙。
读鲍叔牙和管仲的故事时,除了脑补鲍叔牙有一副暴牙之外,无比佩服他的无私。我想:任何人都想要这么个朋友:他和管仲合作做生意,管仲出资少,最后拿的分红却比鲍叔牙多。鲍叔牙说:“管仲家里穷,他比我更需要钱。”他和管仲一起去打仗,管仲冲锋时跑在最后面,撤退时却第一个跑,鲍叔牙说:“管仲他爸死得早,他怕他自己死了之后,老妈没人养。”管仲仕途不顺,屡次受挫,他说:“管仲,你不要难过,我知道你是个有抱负有能力的人,只是没遇到欣赏你的人。”管仲帮助齐桓公的政敌公子纠刺杀小白,小白登上皇位后,鲍叔牙又极力推荐管仲当宰相,自己甘居下位。
这样一位贪财、无能、懦弱、不忠不义之人,放到如今,恐怕人人避之不及,谁愿意在精神与物资上无条件无休止的付出,而收获甚微?鲍叔牙却和和这样一个人成为挚交,这种厚道,宽容,大度的胸襟,实在令人佩服。难怪,管子最后留下一句千年不朽的叹息: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管仲在友谊的小船上充当的是一个看风景的人,鲍叔牙奋力划船,偶尔吧桨交给管仲,管仲倒好,把桨扔水里了,还得鲍叔牙去捞,是不是光想想就觉得心累?鲍叔牙,真的很像王尔德童话《忠实的朋友》中的小汉斯。小汉斯也一直是个冤大头,一直被他“最好的朋友”磨坊主所利用。磨坊主不断地赞美小汉斯,告诉他,自己有多么珍惜他的友情,在这样的赞美中,小汉斯被迫走上神坛,神坛上去容易下去难,后来,他被磨坊主给累死了。管仲不是磨坊主。上面这些事是管仲自述的,一般人,像这么不要脸的事情,哪怕做得出来,也不好意思记下来。即使记下来,也要解释几句,表示不得已而为之。但管仲却没有,他能如实告知大众,让两千多年后的我们知道鲍叔牙在这段友谊中多么吃亏。一个人在羽翼未丰时,便得到朋友无条件地帮助、支持、包容,默默陪着自己试错,从无怨言,这大概是友谊的最高境界。
现实生活中,我们都想做管仲,希望遇见鲍叔牙那样的朋友。鲍叔牙越过利益和物质还有伤害,和管仲达到了相知,成就管仲达到人生巅峰。
南有樛木,葛藟累之。乐只君子,福履绥之。南有樛木,葛藟荒之。乐只君子,福履将之。南有樛木,葛藟萦之。乐只君子,福履成之。再次吟诵这首诗,心中流泻出一时的感受:如果可以,我愿意成为鲍叔牙那样的樛木君子!
我的发言完毕,谢谢大家!
▣ 浅谈管仲的法治思想总结
我读了老马识途这个故事觉得太可笑了,不信啊,你们继续往下看吧。
公元679年,齐桓公与诸侯签订了立盟约,齐桓公登上了霸主,突然,北方的燕国过来找齐桓公要救兵,说山戎已经开始攻打他们来,要求齐桓公立刻援助他们,齐桓公到了燕国,可是山戎早就已经逃跑了,于是,齐桓公就开始去追,终于打败了山戎的人,就出了人。傍晚有一个山戎的士兵黄花拿者密卢的人头来跪在齐桓公面前说投降,于是他就开始给齐桓公带路,带到了一个迷谷,管仲说这是旱海,可能走不出去了,于是管仲找附近的人家借了几匹老马,老马识途,果然走出了这个迷谷。
我说这个齐桓公也真是笨的呀,明知道别人是敌人,还让敌人带路,笨蛋,他个黄花也真是的,投降也是假投降,干嘛还要把自己的主人给杀掉,从头说到底还是那个叫管仲的人比较聪明,不想前面那两个傻瓜,那个士兵和齐桓公应该多多向管仲学习,如果齐桓公能跟管仲一样聪明的话,那么齐国肯定会非常十分的发达的。
哎!反正我觉得管仲聪明过人。
▣ 浅谈管仲的法治思想总结
同学们:
大家好!
面对齐桓公、管仲和鲍叔这三人,若问我对哪个人感触最深?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鲍叔。今天的读书会,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对鲍叔牙的理解和认识,以期我们大家都能够以鲍叔之智,成人事之功。
诚然,一个国家的强盛,离不开像齐桓公这样心怀天下、知人善任的领导者和决策者,如果缺少了桓公,齐国不会拥有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辉煌;如果没有像管仲这样才华出众、谋略过人的谋臣倾心辅佐,齐国也不可能在短时期国富兵强。圣人孔子亦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但是我更赞同太史公司马迁的洞察:“天下不多称赞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我以为,在齐国神话的创造过程中,鲍叔牙的功劳应居第一。
首先,我认为鲍叔的识人之明是齐国振兴的基础,因为他凭借一双慧眼,为齐国提供了强盛的硬件——人才。鲍叔向齐桓公成功举荐管仲,为齐国强国大厦奠定了稳固的基石。是的,无论哪朝哪代,人才强国战略都是强国的第一战略。回望历史,秦孝公有了商鞅,秦国便从此走上了一统天下的强国之路;唐玄宗有了姚崇宋璟,唐朝便造就了开元盛世的辉煌。而鲍叔识贤、举贤、让贤的故事,更是让人佩服——他对桓公说,要想成就霸王之业,非管仲不可。于是桓公重用管仲,终成一代霸业。
其次,鲍叔的容人之量和助人之善也历来为人称道。以国家利益为上的高境界大格局,是管仲赢得后人称赞的最主要原因。《史记》中记载:管子贫困时,曾经与鲍叔做生意,分红的时候他总是给自己分得多,鲍叔却不认为他贪财而体谅他家里贫穷;后来管仲为鲍叔找工作却让鲍叔境况更加窘迫,鲍叔竟无半句怨言,反而安慰管仲说这是因为时机不利;鲍叔屡次被好友管仲连累,他亦无怨无悔——这是度量,亦为善良。试想,如果鲍叔没有“成己达人”的度量和为他人着想的善良,哪里还有什么管鲍之交的美谈?
是的,贤者互帮,小人互撕。反观历史,春秋战国时期有三对师兄弟,对时局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的关系与命运也截然不同。他们是春秋时期的孙膑与庞涓,战国时期的苏秦和张仪、李斯与韩非。三对师兄弟,格局相异,命运不同:庞涓与李斯嫉妒兄弟才能,陷害兄弟,最终都没有得到好下场,他们让自己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真是令人扼腕唏嘘;而苏秦张仪兄弟,二人相互鼓励,相互扶持,共同干出了一番大事业,真是值得我们后人借鉴!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今天,万物互联强者互帮的意义更为凸显。去年9月,华为正式推出自主研发的鸿蒙OS系统,一时间引发热议。很多人都将鸿蒙的横空出世,视作华为打破安卓垄断地位的一次竞争。更有人大胆预言:“鸿蒙或成安卓的终结者。”任正非却在随后的采访中公开表示:“我们将来不仅不会替代安卓,还要支持安卓的发展。”一句话格局尽显。
“人”字的结构,就是相互支撑。新时代,岁月沧桑,风头正劲,我们年轻一代,要做鲍叔牙任正非式的智慧贤者,帮助他人,成就人事。如此,“功成不必在我,功成一定有我”!
▣ 浅谈管仲的法治思想总结
《幼儿绘画探秘》,不仅仅是说孩子的绘画,书中的方法对于陪伴并有效引导幼儿的所有创意表达方式都适用、这本书给我最深的体会就是让我知道为孩子准备材料环境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让我学习到了成人在陪伴孩子绘画以及其它创意表达时,如何把握好引导分寸,让孩子能够乐于用绘画或其它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和生活经验。这本书解开了我想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我们成人在陪伴孩子时,针对在家庭里陪孩子绘画或做其它创意,我可不可以象幼儿园或艺术机构那样为孩子事先创设主题?如果可以,如何创设才是有效的?我们先入为主的引导是不是就会成为压抑孩子自己想法的“恶魔”?如何引导,才可以让我们陪伴孩子绘画或用其它方式表达自己的过程更快乐,更高质量?这本书让我明白了,陪伴孩子的.过程,是需要用心,但不需要刻意的,即使是我们有想法,也是可以巧妙的融合在孩子的玩耍中;看了这本书,更让我自信,我可以高质量的陪伴他们,让快乐更多的围绕在他们和我的身边!我最深的感受是,绘画以及其它创意的过程,其实是一个我们和孩子良好的沟通,交流,互动的机会。 最重要的是要以一片爱心对待孩子,耐心细致,让孩子们在感受爱中学会爱人,并注重孩子性格、习惯、能力塑造的幼儿教育就是好的幼儿教育。 ――――― 虞晔琳▣ 浅谈管仲的法治思想总结
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孔子曰:“益者有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这句话的意思是有益的朋友有三种:一是正直的朋友,二是诚信的朋友,三是见多识广的朋友。管仲的好朋友鲍叔,就是这样一个有益的朋友,既正直又诚信,还见多识广。
人生的道路必定有许多坎坎坷坷,当你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朋友,就会不顾一切的帮助你。
在管仲贫困时,曾经和鲍叔一起做生意,分财利时,管仲总是要多一些,可是鲍叔并不认为管仲贪心,因为他知道广管仲家中非常贫穷,管仲曾多次做官,又多次被国君驱逐,鲍叔并不认为管仲不成器,因为鲍叔他知道是管仲没遇上好时机,管仲曾经多次打仗,却多次逃跑,而鲍叔并不认为他很胆小,因为鲍叔知道管仲家里有老母亲需要赡养。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鲍叔对管仲是多么的了解,正如管仲说过的一句话:“生养我的是父母,真正了解我的是鲍叔啊!”
鲍叔有一颗正直无私的心灵,他向齐桓公推荐了管仲,自己却心甘情愿做了管仲的下属,全力辅佐管仲。同学们,请大家仔细想一想,假如鲍叔有私心,没有举荐管仲,那么管仲空有一肚子才华,也没有施展的空间,也不能为齐桓公创下霸王之业。
有益的朋友,就像一阵夏日的风,可以为你带来清凉;有益的朋友,就像一根小小的火柴棒,默默无闻地为我们照亮前进的方向;有益的朋友,就像一棵大树,为我们遮风挡雨;有益的朋友,就像一把摇椅,在你疲惫时,慢慢带你进入梦乡
今天,我们有幸同在一个班学习成长,我们要学习古人,珍惜同窗之谊,珍惜懂你的那个人。热情鼓励是友谊,诚恳批评也是友谊。让我们好好珍惜这人世间最美好的感情!
我的发言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 浅谈管仲的法治思想总结
管仲,名夷吾,是颍上人。他年轻时曾与鲍叔牙交往,鲍叔知道他很有才能。管仲生活贫困,常常占鲍叔的便宜,但鲍叔始终对他很好,不把这种事对外说。后来鲍叔侍奉齐国的公子小白,管仲侍奉公子纠。等到小白立为齐桓公,公子纠被杀死,管仲也被囚禁起来了。鲍叔于是向桓公推荐管仲。管仲被任用以后,执掌齐国的政事,齐桓公的霸业因此得以成功,多次会集诸侯,统一天下,都是根据管仲的计谋。
管仲说:“我当初不得志的时候,曾经和鲍叔一起经商,分财利时自己常常多拿一些,但鲍叔并不认为我贪财,知道我是由于生活贫困的缘故。我曾经为鲍叔办事,结果使他更加困窘,但鲍叔并不认为我愚笨,知道这是由于时机有利和不利。我曾经多次做官,多次都被君主免职,但鲍叔并不认为我没有才干,知道我是由于没有遇到好时机。我曾多次作战,多次都战败逃跑,但鲍叔并不认为我胆小,知道这是由于我还有老母的缘故。公子纠失败,召忽为他而死,我被囚禁起来受屈辱,但鲍叔并不认为我不知羞耻,知道我不拘泥于小节,而以功名不显扬于天下为羞耻。生我的是父母,但了解我的却是鲍叔啊!”鲍叔在推荐管仲辅佐齐桓公之后,甘愿身居管仲之下。鲍叔的子孙世代都在齐国享受俸禄,十几代人都得到了封地,往往都成为有名的大夫。所以天下人不称赞管仲的贤能,却称颂鲍叔能够识别人才。
管仲在齐国执政任相,使地处海滨的小小齐国流通货物,积聚财帛,富国强兵,办事能够与百姓同好恶。所以他说:“仓库充实了,人才知道礼仪节操,衣食富足了,人才懂得荣誉和耻辱。居于上位者遵循礼法行事,则六亲自然和睦而关系稳固。礼义廉耻得不到伸张,国家就要灭亡。国家颁布的政令像流水的源泉一样畅通无阻,是因为它能顺适民情。”因为道理浅显,容易实行。百姓所要求的,就顺应他们的愿望提供给他们;百姓所反对的,就顺应他们的愿望抛弃它。
管仲为政,擅于转祸为福,把失败变为成功。重视经济的发展,谨慎地对待得失利弊的选择。桓公实际上是由于怨恨少姬,南下袭击蔡国,但管仲却借这个机会,责备楚国不向周天子进贡包茅。桓公实际上是北伐山戎,但管仲却借这个机会,命令燕国恢复召公的政令。桓公在柯地与鲁国会盟,后来又想违背同曹沫的盟约,但管仲借助这个盟约使桓公建立了信义,因此诸侯都来归附齐国。所以说:“知道用先给予的方法来取得自己想要的,这是为政的法宝。”
太史公说:管仲是世人所说的贤臣,但孔子却看不起他,莫非是认为周朝的统治已经衰微,桓公既是贤君,而管仲不劝勉他辅佐王室,却辅佐他称霸吗?《孝经》说:“鼓励并顺从好的,纠正并制止不好的, 因而君臣上下就能相亲”。这大概说的是管仲吧?
▣ 浅谈管仲的法治思想总结
儒家思想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理论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历史,并继续影响着我们的现代生活。儒家倡导“以德服人”的治国方略。孟子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1]同时儒家否认社会是公平的,“名位不同,礼亦异数”[2]他们认为人有智愚之别,应有贵贱上下之分,而贵贱上下决定每一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和行为。如何维持这样的社会秩序?“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也。君所不为,百姓何从。”[3]《礼记.哀公问》所以孟子认为“惟仁者宜在高位”,[4]并要求为政者“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5]由此“治天下可运于掌上”。[6]笔者仅就儒家的“仁政”思想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影响这一角度谈谈自己的看法。“仁政”理论在当初并未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儒家思想成为古代中国的治国思想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乱和社会阶层的剧变要求哲学理论立足于现实,而众多繁杂的政治理论要求思想家们合理地解释现实以完善各自的理论体系。秦王朝的迅速解体和汉初分封制的弊端迫使统治者需要加强中央集权,此时汉儒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他的《春秋》大一统思想得到汉武帝赏识,儒学遂从三教九流中脱颖而出。董仲舒把儒家思想与阴阳家的思想结合起来,他认为德为阳,刑为阴。两者的关系是:“刑者,德之辅;阴者,阳之辅也。”[7]“圣人多其爱少其严,厚其德而简其刑。”[8]这就是“德主刑辅”。先用德礼进行教化,教化无效再辅之以刑罚,把德刑结合起来。经过历代儒家学者与统治阶层的不断交媾,这种刚柔相济的“仁政”成为历代王朝的治国之道。儒家思想吸引统治者的理论基础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强调宗法伦理观念。儒家思想最根本的就是宗法伦理思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9]这种君臣父子关系是皇权统治中的“大伦”。皇帝掌握统治国家的最高权力,然后通过分封、诏赐等方式对权力、财产进行分配,形成了以血缘关系为主的家长式统治。在宗法制度中,君臣、上下、贵贱都有明确的界限和等级秩序。借“亲亲”、“尊尊”之规则,来维护以父权为中心的家庭、家族伦理关系和以君权为中心的社会秩序。秦二世矫诏秦始皇赐秦太子扶苏死,扶苏说,“父而赐死,尚安敢复请?”[10]可见向百姓灌输宗法伦理观念有助于臣民接受家长式的统治,从而维护国家安定,社会和谐,达到天下长治久安之目的。
二、宣扬“性善论”。儒家认为人具有“善端”,具有为善、成圣的潜能。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11]此“四端”即“仁、义、礼、智”四种“善”的萌芽状态,是人“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良能”、“良知”。 [12]孟子强调,“仁义礼智根于心”。[13] 性善论把人心视为一切美好价值的观念的源头,从而把治理国家看作是“修身、养性、治国、平天下”的道德修养过程,就人的本性而言,是不需要法律的,以德治国是最好的统治方式。统治者就是道德楷模,对他不需要防范。臣民需修身养性,使人的“善”得到保存和发展,并向着仁义礼智等圣人君子的人格目标而迈进。
三、主张贤人治国。按照儒家理论,如果人性恶,那就不可能有“仁人”,也就不可能有“仁政”。人为善的潜能是仁政的基础。所谓“仁政”也就是为政者“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14]儒家认为个人不能离开社会而存在,个人只有作为国家和家庭的成员才有存在的意义。但儒家认为人与人是不平等的,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区别是“治人者”与“治于人者”的区别。孟子曰:“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15]孟子还断言这是“天下之通义”。[16]那么,谁应为“治人者”,谁应为“治于人者”?孟子以为“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顺天者存,逆天者亡。”[17]据此推理,政治上至高之位,必以最大之德居之。所谓天子,必圣人乃可为之。圣人的责任是确立“天道”和“替天行道”,即施行仁政。臣民惟有听从圣人和君子的教诲,循礼守法,安居乐业。儒家认为,“爱人”仅仅是对为政者的要求,而被爱的对象则是普通的老百姓。只有为政者才需要讲“爱人”的仁政,只有得道的君子才能行“爱人”的仁政。所以孔子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18]
由此可以看出,儒家主张的仁政即为德治,由贤人来治理国家。实施“仁政”的统治者要求臣民接受统治理由是:第一,我是天子,是最优秀的人,道德高尚无边。第二,我为社稷鞠躬尽瘁,是出于对臣民的无私的爱,会给臣民带来安全和财富。孔子说,“为政以德”、“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9]他们认为,人在社会上的贵贱和在家族中的亲疏、尊卑、长幼的差异是天生的,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必须符合他们的身份和政治、社会地位。不同的身份有着不同的行为规范。人人要遵守固有的行为规范,便可维持理想的社会秩序,国家便可长治久安。而人心的善恶取决于德治,同时德治又取决于统治者的个人魅力,因为统治者的人格具有绝对的感召力。所以儒家所主张的“仁政”最终都衍变成为“人治”。
儒家实施“仁政”的前提是人的本性具有先天的善性,肯定人自身具有可向高尚道德发展的潜在因素,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人格的培养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的产生。但儒家又认为人与人是不平等的,每个人的生活环境、生活历程具有具体性,因而道德水平必然存在差异。统治者必然是善的代表,由他实施仁政,在他的领导之下,被统治者才能保存原有的善性,然后继续修身养性,以达到自身人格的完美。因此,从本质上看,儒家的“仁政”理论就是把国家的发展和社稷的安危完全托付给一个理想化的圣人。从历史实践看,儒家的这一理想从未实现过。相反,“仁政”成为了统治者实施暴政的遮羞布。 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如果还寄梦于以“仁政”来维护社会秩序,必然重蹈覆辙。笔者认为,“仁政”理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存在以下负面影响。
一、“贤人治国”的理论违反了权力制约原则。
儒家强调人的自身修养,即“内圣”,只要诚心修身,既可成圣成仁,无往而不胜。“内圣”可致“外王”,修身是手段,“内圣”是目的,而前提是人有根本的善端。整个儒家文化的精神方向,就是以圣贤作为理想的人格典范和人生追求的目标,鼓励人们加强自身道德修养。因此,政治上崇尚“贤人之治”便成为一种必然。
董仲舒对儒家学说的进一步发挥使其符合了当时的统治需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董仲舒把君主神化为“天子”,统治者鼓励民众加强道德修养,修回善性。从而加强了君主的至上权威。董仲舒思想的核心目的在于强化君主统治地位,在民众都有“善性”的基础上推行“仁政”。使“性善论”成为政治上有力的思想统治工具。统治者利用民众崇尚“贤人之治”的思想在神化自身的同时提倡民众向善,致使百姓对权力意志的盲从和普通的从众心理。对于皇权,百姓总是希望是善良的,皇权是最后的善的权力,皇权因此不受制约,事实上也无法制约。
中国古代的权力制约机制,都是维护皇权的需要,预防宰相的权力过大威胁皇权。隋唐时设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三省制度,宰相的权力由三省分掌,分工明确而相互制约:中书省掌管决策,门下省掌管审核,尚书省掌管执行。三省分工制约,确实预防了宰相滥用权力。但对最高权力的皇权却没有完备明确的制约监督,这与认为皇帝是至善化身而不会为恶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当然,形成这种情况的其他原因也是存在的。制度方面行政司法合一使行政长官本身兼有司法权,权力本身没有分离造成制约机制的不健全。行政权与司法权本应相互监督相互制约,但置于长官一身,只能自己监督自己,这又体现为儒家的“内圣”思想,强调个人的自省和道德修养,去修善性。对于社会主义法治而言制度方面的阻碍已不存在,关键还是干百年来造就的民众心态,希望统治者积极向善,为政以德,如此便能安心生产。事实上,离开制度的力量,脱离法律的约束,就很难保证人性向善,“善性”造成民众对权力制约的“惰性”,民众缺乏权力制约的观念,对最高权力的制约匮乏,必然贻误中国法治进程。
二、“仁政”造成泛道德主义,不利于法制建设。
“善”作为一种价值体系,完善和补充了道德之善的内涵。道德之所以谓“善”,是因为它能给人们带来实际的利益。人们之所以要遵循仁义道德,就在于仁义礼智人之固有,克己遵循,则能“尽性事天”;就在于仁义是正路坦途,遵循之可富家保身;就在于得民心则得天下,而得民心的关键在于以仁义待民等等。符合道德的便是“善”的,导致了道德越位扩张,矛盾的解决不是依靠法律,而是依靠道德手段。
道德的越位造成泛道德主义。“泛道德主义就是将道德意识扩张,侵犯到其他文化领域(如文学、政治、法律、经济)去做它们的主人,而强迫其他文化领域的个性,降于次要又次要的地位;最终极的目的是把各种文化的表现,统变为服役于道德和表达道德的工具”。[20]儒家推崇“仁政”,构建了“善”的价值体系,却造成宽、信、孝、惠、敬、勇等一切道德观念都归于“善”的统慑。“为政以德”、“德主刑辅”、“明刑弼教”,突出表现道德越位扩张而成为法学领域的主人,侵犯了法律的个性。另外,儒家认为人性本善,只须加强个人道德修养,通过道德教化,弘扬人的善端,便可达到平天下的目的。统治者对民众采用道德教化手段,使他们保住善性并扩而充之。籍此,社会上出现矛盾即可诉诸于道德途径解决,道德泛化也就顺理成章了。
道德泛化不利于法治建设。道德和法律作为管理社会的主要手段,彼此在各自领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道德是一种软约束,依赖的是人的自觉及良心,是一种自律性的东西,其功能是为了扬善;而法律则是一种硬约束,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后盾,其功能是为了制恶。两者虽因用力方向不同,但共同维系着社会的稳定,但毕竟由于各自本质不同,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不能互相代替。一旦道德代替了法律,这样势必引起疏于立法的建设,而不利于法律制度的健全。所以,道德作用的发挥应以法律健全为基础。同时,泛道德主义注重人的善性完善,不可避免的为人治奠定了基础。
三、“仁政”影响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形成。
“性善”多指良心本心是伦理方面的孝亲敬长的是非之心,孝敬为善,反之为恶。孟子反复强调,人人均知爱亲敬长,主张“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21]董仲舒认为的至善即“圣人之善”为“循三纲五纪,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22]在儒家宗法伦理观念的诱导下,民众在内心形成了一套伦理标准,在这个标准之下,人们不断的实践伦理,以此作为自己的向善。
儒家实施“仁政”前提是强化伦理道德观念,重申宗法规则,遏制了民众独立人格的产生。以“性善”为哲学基础构造的宗法社会注重身份规则,身份规则界定了每个社会成员在家庭中的地位、权利、义务,同时也就界定了其在社会的地位、权利、义务,藉此成为在立法、司法诸方面衡量人们的罪与非罪、罪刑轻重的根本尺度。宗法伦理注重的身份规则之所以不会产生独立自由的市民身份,是因为在专制时期,身份规则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个人从来是作为宗族的“零部件”而存在的。表面上看 ,虽曾有过家庭、行会、帮会(江湖)、僧道等民间团体,但它们通行的都是人身依附规则即个人人格被吸附消溶于集体人格中的规则,具体的说,都是家族的摹本,即便是国家也是如此,个人的人格被家族人格吸附,势必造成个人人格的不独立,不利于民法的发展,不利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形成。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形成对法治建设的意义十分重大。然而由于传统“仁政”思想的影响,使民众对个人人格的独立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在他们的法律意识中最多的还依然是与生俱来的'“善”性。对于民主、自由、人权、平等、权利等法律观念的培养,“善”性的土壤显得如此贫瘠。一直以来,皇权统治之下的民众在“人性善”的驱使之下不断的体现伦理,实践伦理,都被看成一种没有理性的动物,一种被统治者珍惜爱护的客体。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人性已被扭曲。因此,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应该是更尊重、顺应和完善人性,同时充分重视人的社会性,二者不可偏废。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进程,首要的仍是改造民众思想意识中的“善”性。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公平竞争等西方法观念的基本精神的宣传是必要的。只有重视提高全民的理性,才是法治进程的根本动力。
众所周知,西方的法制传统以“人性恶”为逻辑起点建立了先进的法治模式;而中国的法制传统以“人性善”为逻辑起点建立了人治的模式。推进现今中国的法治进程,必须借鉴西方法文化的精髓,克服“性善论”的弊端,摒弃传统法文化的糟粕,中西结合,是中国法治的必经之路。
首先,树立依靠理性、科学的法律制度制约权力的观念。西方人认为人性是恶的,沿用至今的法律制度充分体现了防恶的目的,公法之设,在于防范公共权力的滥用,私法之设在于抵御公共权力对社会个体权利的侵犯。西方的这种价值理念从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经基督教“原罪说”的深化,至洛克、孟德斯鸠集大成。对人性的不信任,依靠理性、科学的制度约束权力贯穿了法治的始终。传统中国受“性善论”的影响,相信人性本善,崇尚道德修养,对权力依靠道德约束,认为掌权者是道德至善的化身而不会为恶。但是,人性在现实中受客观环境的限制及自身各种自然欲望和心理素质的限制,使人性的向善之力较之趋恶之力要脆弱的多。所以,中国的法治必须借鉴西方的法治经验,树立依靠法律制度约束权力的观念。以理性、正义、科学为依归的法律制度是推进法治进程的有效工具,因为制度的趋善要比个人的趋善要坚强的多。只有在制度的约束下,权力为恶的可能性才降至最小。在法律制度健全的前提下,才能切实推进社会主义法治进程。
其次,克服泛道德主义的流弊,合理界定指导法律的道德范围。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自然法学派认为法律是达到一定道德目的的手段。因而法律必须服从道德。不道德的法律被称作“恶法”,西方的道德至上,一开始就强调它是“自然正义”,是如自然科学定律一样的纯粹理性。所以指导西方法律的道德是理性、正义、公平,体现于法律之中则在于重视个体之间的平等、自由、权利等观念。与西方相比,受“仁政”影响,传统中国认为“善”是一种价值体系,符合善的便是道德的和合法的。所以,中国的道德与西方的道德有本质的不同。中国的道德至上,一开始就是宗法至上,是重亲疏贵贱尊卑长幼之分而否定平等、自由、权利的道德。它首先是人的情感、本性而非客观,以此为基础的法律自然缺少理性。克服泛道德主义的流弊,必须把握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法不能脱离道德,指导法律的道德只能界定在公平、正义、理性而非其他。社会主义法是从国家立场出发对人们行为的评价,包含着立法者关于什么是正义与非正义、善与恶的价值判断。必须纠正人性善造成的不重视个人正当利益,轻视个人尊严、价值和权利的错误倾向。同时也要认识到法与道德不是孤立存在的,是经济基础的反映,重视法治建设的前提是加大经济基础的投入,这样才会推进中国的法治建设。
第三,克服人格的附属,不独立、不自由之弊,建立自由、平等的市场经济下的人格制度。西方的法律秩序,从古希腊罗马到近代,虽然有变革,但基本上可以视为商业性、市场性法律秩序。这种法律秩序注重人的独立、自由、平等,人生来都应有基本的权利,任何人只要具备完全行为能力,则处于可与任何人订立契约,独立处理自己的权利义务,互相有偿给付利益的平等地位。这种法律秩序是西方商品生产关系的反映,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在中国则不然,在专制社会里,长期的小农经济所造成的自闭体系,根本无法形成正常的商品生产交换关系。经济条件本身不具备,“仁政”统治思想长期对民众的麻木,造成中国法治的积弱积贫局面,因此独立、自由平等的个人身份或人格从未在中国真正确立。因为这种身份或人格不存在,所以现今的法治才要靠外力来改变。借鉴西方法文化,重心在于强化个人权利意识,培养民法所要求的人格独立。个人独立、平等、自由的人格观念确立,必然促进社会主义法治的长足进步。同时也要注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意识及价值形态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由经济基础决定,是经济基础的反映,经济的发展必然促进法律意识的根本转变。
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昌盛,法治环境是必不可少的。传统中国受“仁政” 思想的影响贻误了法治进程。在新世纪之初,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经写入庄严的宪法。在摒弃传统法文化中糟粕的同时,我们要借改革之春风,大胆吸收借鉴西方法文化的精髓,博采众长为我所用,以此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作者单位:如皋市人民法院
[1] 《孟子·公孙丑上》;
[2] 《左传》;
[3] 《礼记·哀公问》;
[4] 《孟子·离娄上》;
[5] 《孟子·公孙丑上》;
[6] 《孟子·公孙丑上》;
[7] 《春秋繁露·天辩在人》;
[8] 《春秋繁露·基义》;
[9] 《论语·颜渊》;
[10]《史记·李斯列传》;
[11]《孟子·公孙丑上》;
[12]《孟子·尽心上》;
[13]《孟子·尽心上》;
[14]《孟子·公孙丑上》;
[15]《孟子·滕文公上》;
[16]《孟子·滕文公上》;
[17]《孟子·离娄上》;
[18]《论语·阳货》;
[19]《论语·为政》;
[20] 郝铁川,《中华法系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6页;
[21]《孟子·离娄上》;
[22]《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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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谈管仲的法治思想总结
敬爱的党组织:
作为一名预备党员,我深知有些方面做的还不够,因此我重点学习了十八大新《党章》增加的内容。
这次的十八大,只是对党章进行了适当修改。把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列宁主义、XXX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写入党章,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写入党章,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重要思想和重大方针政策写入党章,把党的建设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成果写入党章,是适应形势任务发展变化推进党的工作、加强党的建设的客观需要,是统一全党思想行动、凝聚全党智慧和力量、调动全党积极性的重要举措。这样做,有利于更好学习贯彻党章,有利于更好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和重大部署,有利于更好按照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及重大方针政策推进党和国家各项工作,有利于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通过重温党章,使我充分认识到,要履行好党员应尽的义务,保持党员的先进性,必须始终做好以下四个方面:
(一)自觉遵守党的章程和纪律
自觉遵守党的章程和纪律是作为一个党员最基本的要求,要保持党员的先进性就必须自觉遵守党的章程和纪律,遵守国家法律。在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坚定不移,不折不扣,始终做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认真学习国家法律,培养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共产党员必须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维护国家法律尊严,保证国家法律实施。党章规定,共产党员必须坚决反对一切派别组织和小集团活动,反对阳奉阴违的两面派行为和一切阴谋诡计;勇于揭露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坚决同消极腐败做斗争。共产党员要带头守法用法,坚持事实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发扬我党的优良传统。积极践行科学发展观,时刻以党章中关于共产党员的标准来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履行好党员的八项义务,用纪律和党章来保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二)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一个共产党员要保持先进性,就必须在思想道德建设方面时刻用共产主义道德要求自己,使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成为模范。首先,在个人要求方面,党员既要模范执行党的现行政策,又要在实际工作中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共产党员要发扬高尚道德风尚,先人后己,必要时放弃自己的利益,无私奉献。其次,共产党员作为社会中的一员,要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在日常生活中既要讲党性,又要讲良心,不能把自己的道德等同一般群众的道德。以是非感、正义感、责任感、同情感和自尊、自爱、自重等为表现的道德良心,对道德选择的确定、道德目标的追求和理想人格的形成都有重要影响作用,失去了道德良心,我们就不能保持先进性,不能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党员在遵守党性纪律的同时,不能忽视良心的作用,要以最纯洁的良心支配自己。这样,才能体现党员的先进性,在群众中才能树立起既高大,又亲近的道德榜样,同时确保拒腐防变的能力。作为学生党员,要时刻不忘努力学习,不断加强自身的党性建设,提高思想道德水平,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去感染身边的人,
在自身修养提高的同时,促进别人的共同提高。因为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提高党员的素质,而是提高我们全体人民的素质。
(三)提高科学文化素养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已经渗透到社会生产和生活每一个领域,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以至于思维方式。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广大党员又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所以每一个党员都应该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素养,否则就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挑战,难以完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艰巨历史任务。衡量和判断一个党员是否具有先进性,其先进程度如何,最根本的是看其在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科学文化素养是要在学习工作中长期积累的,因此,要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实践科学发展观,永远做合格的共产党员,就必须努力提高科学文化素养,树立终身学习的信念,增强终身学习的决心和毅力。
(四)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一个没有为人民服务意识的党员是不合格的党员,不是真正的党员,没有资格成为共产党员。我们要保持先进性,就必须在如何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上下功夫。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党来自于人民,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忘记远大目标,不是合格的党员,不为实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纲领努力奋斗,同样不是合格的党员。为此,党员就必须在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各个方面严格要求自己,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廉洁奉公,顾全大局,无私奉献。过去无数的事实已经证明了,有了私心就没法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再有利的事情,再好办的工作,都会变得纠缠不清。有了私心,就不能头脑清醒,就不能秉公办事,就不能理直气壮,就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信赖。我们要始终坚定伟大理想和信念,发扬我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树立党的先进形象,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党永恒的宗旨!
汇报人:xx
20xx-xx-xx
▣ 浅谈管仲的法治思想总结
摘要:
国有企业加强反腐倡廉工作意义重大,针对国企腐败滋生的几大原因,笔者提出首先要健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领导体制和运行机制;其次,必须突出重点,点面结合,构筑反腐倡廉教育新格局;第三是建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网络。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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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建设;廉政;国有企业
一、加强国有企业反腐倡廉工作意义重大
(一)在国有企业中加强反腐倡廉工作是保证党健康发展的需要。什么样的党风就表明党是什么性质的党,廉洁是我们党的性质的要求,任何腐败行为都有悖于党的性质和党章的规定,党内不正之风的存在,就是对党的性质的背离。国有企业党的基层组织,在党的全部基层组织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国有企业的党风是全党党风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让腐败行为在国有企业内发展和蔓延而不加以纠正,则势必会影响到全党党风,从而影响到党的性质,危及党的生存,使党丧失执政的基础,动摇党的执政地位。而且,国有企业中的腐败现象同党政机关中的腐败现象在一定意义上是有内在联系的,发生在国有企业的腐败现象,往往与党政机关的腐败现象纠缠在一起,相互影响,互为因果,是权钱交易的两个方面。在国有企业中开展反腐倡廉,有助于促进一些党政部门所存在的腐败问题的解决,有助于促进党政机关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
(二)在国有企业中加强反腐倡廉工作是保证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的需要。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和重要支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最重要的物质基础,它把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如果让腐败现象在国有企业蔓延,则势必造成社会主义经济生活的紊乱和低效,削弱、阻碍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妨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业。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社会才是社会主义社会,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重要体现,如果让腐败现象肆意侵蚀、瓦解和破坏国有企业,则我国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必将遭到动摇,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社会主义方向就将会改变。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国有企业的腐败现象必将导致不正常经营和不正当竞争,使企业很难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现代企业制度很难建立起来,这一切又会加剧企业的腐败行为,造成恶性循环,妨碍规范、和谐、有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
(三)在国有企业中加强反腐倡廉工作是保证国有企业健康发展的需要。国有企业不单纯是经济组织,它还具有社会主义政治属性。国有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它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经营方向,坚持企业利益、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的有机统一,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必须服从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服从我们党建设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任何违法经营、不道德经营行为都是与国有企业性质相悖的。国有企业反腐倡廉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从内部预防和抵制违法经营及不道德经营行为的发生,防止企业行为偏离社会主义经营方向,保证国有企业健康发展。另外,我国国有资产流失严重,在流失的国有资产中因腐败问题而造成的占很大比例。不加强国有企业的反腐倡廉,就难以制止国有资产的大出血,就不能保证国有企业的健康发展,在国有企业中加强反腐倡廉工作是防止国有企业资产流失的有效手段之一。
二、当前国有企业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主要原因
只有认清国有企业产生腐败现象的原因,才能对症下药,采取有效措施反腐倡廉。腐败现象在国有企业中滋生蔓延的主要原因是:
(一)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过程,新旧体制并存,计划行为与市场行为并行,旧的体制已被打破,失去约束力,新的体制还未建立起来或还不完善,这就给腐败现象以可乘之机,从而诱发了化公为私、权力商品化、权钱交易、假公济私等腐败现象的产生、蔓延甚至泛滥。新旧体制的转换,必然有一个过程,只要这个过程没有完成,诱发国有企业腐败现象的因素就会存在。
(二)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国有企业是一个从事生产、经营和销售的经济实体,具有一定的自主权和自主钱,许多部门和个人具有人事、财力和物资的处置权。而国有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在班子中处于关键地位,在企业领导层中处于统帅地位,在决策中处于主导地位,在实施决策中处于指挥地位,不少国有企业都是法定代表人一个人说了算,这种特殊地位使得党组织、工会、职代会很难充分发挥职能作用,难以形成有效的监督。而且企业的各级干部大都是企业主要负责人提拔任命的,加上企业小团体利益驱动,使得企业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这种局面很容易诱发腐败现象。WWw.weI508.com
(三)思想政治工作有所削弱。在改革开放、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历史转折时期,有些国有企业错误地把工作重点片面地放在物质文明建设上,而忽略了精神文明建设,造成政工队伍人员严重流失,削弱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对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抓得不紧,造成一些错误的腐朽没落的东西得不到及时有力的抵制和批判,一些糊涂认识和陈旧观念得不到疏导和澄清,导致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不正之风在国有企业中滋生蔓延。
三、国有企业反腐倡廉工作的几项措施
1.健全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制度与运行机制。中共中央向全党印发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的通知,不但论述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提出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指导思想和工作原则,而且提出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具体措施。这为我们全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做好反腐败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以此为指导,国有企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必须从健全体制、完善机制入手,突出重点,实现从源头上预防,尽快建立起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参与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党委统一领导。就是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明确规定各级党委和党委委员对监督广大党员、干部负有首要责任,党委对于反腐败斗争具有统一领导作用。党委对党风廉政建设,要抓组织领导,抓工作部署,抓效果考评。特别是党委书记,要亲自抓落实,以确保纪检监察工作领导到位。党政齐抓共管。就是要狠抓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落实。对党风廉政建设,党委和行政都要共同努力,狠抓落实。无论是党委领导班子,还是行政领导班子,每个成员都要带头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都要严格、全面履行好党风廉政建设职责,以确保纪检监察工作组织到位。对于国有企业来讲,做好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离不开行政领导的支持,离不开各个部门的配合。财务、计划、审计、人事、组织等各个部门,特别是一些掌握人、财、物的管理部门,要严格管理,切实履行好各自的职责,自觉纠正、杜绝部门和行业的不正之风,争当廉政建设信得过先进部门。同时,在实际工作中,还要密切配合纪检部门的工作,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以确保纪检监察工作落实到位。依靠群众参与。就是广泛发动群众,参与纪检监察和党风廉政建设,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实践证明,群众的举报与支持是发现和破获重大腐败案件的重要渠道。因此,要以对职工高度负责的精神,做好信访和举报件的查实,做好每一次群众来访的接待,做到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最大限度地保护好群众参与监督的积极性,以确保纪检监察工作监督到位。
2.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必须突出重点,点面结合。点主要是高管人员。领导干部是党风廉政建设的主体,也是监督的重点。这部分人位高权重,一旦搞起腐败,危害甚烈,影响甚大。对这类人员,监督的重点要放在政治是否清醒,用人是否公正,办事是否公道,作风是否正派,行为是否廉洁等方面上来。要通过抓廉洁自律,防止权力失控、决策失误和行为失范。首先,加强领导干部理想信念教育和廉洁自律教育,牢固构筑抵御腐蚀的思想道德防线。要以党的先进性教育活动为契机,以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为根本,以艰苦奋斗、廉洁奉公为主题,以更好地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目标,坚持进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教育,进行理想信念和从政道德教育、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教育。其次,加强法制意识教育,牢固夯实党纪国法防线。党的纪律和国家的法律法规制度,是广大党员领导干部的行为准则,也是对党员领导干部的刚性约束。通过《党章》的深入学习和国家法律法规制度的广泛宣传,使广大党员干部充分了解和掌握有关内容,对照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不断反思,清醒自己应该想什么说什么做什么,不应该想什么说什么做什么,进而变他律为自律,自觉构筑和夯实党纪国法防线。面,就是一般的党员干部。对一般党员干部的教育要注意与思想和工作实际相结合。既善于依靠各级党组织进行灌输教育,又善于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进行自我教育;既善于运用三会一课等传统教育手段,又善于运用信息技术等现代化手段;既注重正面先进典型的带动作用,又注重反面教训的警示作用。要把法纪法规教育与正面典型教育、案例警示教育有机结合起来,把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落实与岗位职责的履行密切联系起来,理论实践双管齐下,培养和提高他们的廉洁勤政意识,夯实、筑牢思想道德防线、党的纪律防线和法律法规防线。通过教育和培养,使广大党员干部能够达到觉悟高于群众、素质优于群众、能力强于群众、贡献大于群众的要求和标准。
3.构筑企业反腐倡廉的工作网络。宣传网络宣传教育经常化,突出一个频字。要抓住各个时期,开展灵活多样、丰富多彩的活动,做到常敲警钟,常刮廉风。要把反腐倡廉教育纳入企业党的宣传教育总体部署,完善制度,健全机制,改进方法。坚持正面宣传为主,掌握反腐倡廉舆论工作的主动权。大力宣传我们党反对腐败的坚定决心、方针政策和取得的重大成果,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正确看待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不断强化广大党员干部的反腐倡廉意识,增强拒腐防变能力。监管网络监督管理制度化,突出一个严字。一要加强党内监督。两个条例首次明确赋予了党代表的监督权利和责任。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党政主要领导干部,要自觉接受党内民主监督,增强民主决策意识,纪委要认真履行职责,逐步实现党内监督工作的制度化和程序化。二要加强群众监督。要进一步完善和推进厂务、政务公开,实行领导干部民主评议等制度,逐步推进两级领导干部职代会和民主生活会述廉制度,同时还要充分发挥各党支部党风政绩监督小组及监督员的作用,让职工群众有充分的参与权、知情权和民主评议监督权。三要加强舆论监督。两个条例的出台,首次以党内法规的形式确认了舆论监督的地位和作用。企业内部的新闻媒介在加强企业运作与管理的舆论监督上,也可以积极尝试。四要加强法律监督。两个条例首次把各地实践探索出的廉政建设的办法、经验上升为党内法规,并把党内监督和处罚上升到了法律的高度。要以两个条例的宣传、贯彻为主线,强化广大党员干部法纪意识。纪检组织还要与当地司法部门保持密切联系,出现干部违法犯罪行为,应及时移交司法程序处理。五要加强制度约束。要认真执行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制度,实行领导干部述职述廉、定期申报收入、廉政谈话制度,进一步完善领导干部离任审计制度,严格执行资金管理和使用的各项规定。把执行制度、加强监督同对领导干部的严格管理结合起来。惩治网络对腐败现象进行综合治理,突出一个狠字。要运用教育的、行政的、经济的、法律的等等手段,进行综合治理。干部搞腐败,涣散人心,败坏党风的形象,污染社会风气,影响极坏,老百姓也为之深恶痛绝。对腐败分子要严惩不贷,做到发现一个,严肃惩处一个,惩治务必从严从重,使之付出惨重代价,提高腐败成本,以起到惩戒的作用。
篇三《 价值革新与反腐倡廉研究 》
政有常道、法有恒训,从传统资源中汲取养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和一般逻辑。我国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国度,有着深厚的优秀历史文化资源。这些优秀的历史文化资源,不仅是人们脑海中传承的记忆,而且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更是影响着现在和将来的民族文化基因。同志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时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一百七十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1]。从传统中继承,在传承中创新既是现实发展的需要,也是我们对待传统的科学态度,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在全面从严治党成为中国道路继续深化发展的战略举措的当下,科学地继承和批判地吸取传统资源尤其是儒家伦理政治传统的优秀基因自然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题中之意。但毕竟儒家伦理政治传统产生于以自然经济为根基的封建专制时代,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作用,必然涉及一个从形式到内容再到功能的现代革新与转换。
1价值目标由君本性向人民性转换
虽然说政治的运行和发展本身就有着廉洁的内在要求,但是在国家和阶级并未消亡的时代,廉洁从根本上说是为了谁的问题。是为了权力运行主体自身的利益,还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这是廉政建设的立足点,是区分不同阶级属性的国家廉政建设价值取向的根本标准。反映中国古代私有制社会廉政建设的儒家伦理政治传统,虽然客观上对广大受压迫民众有一定的益处,但从根本上说是为了实现以君主为核心的统治阶级的利益,是以君为本的。如今,我们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是以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旨归。因此,继承和发扬以儒家伦理政治传统为代表的古代廉洁文化,必然要求实现由君本性向人民性的现代转换。自然经济时代统治者的权力不是来自于人民的授权,而是依据于武力争夺并世袭传承。把人束缚于土地的农业文明强化了血缘联系并和据此发展的宗法等级制度两者互相交织,形成了中国古代社会家国一体的结构。这种结构既造就了至高无上的皇权,又培育了霸道独裁的家长制作风。君主集国家权力和家长权力于一身,把天下视为自己家族之私产,造就了绵延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政体。经济的私有、上层建筑的专制必然影响和决定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的内容和价值取向。儒家伦理政治传统坚持以君为本的取向正是根源于此。这种君本取向不仅以尊君、利君为价值旨归,而且把君主奉为廉政建设的主宰者和裁判者,一切以维护君主的利益为标准,而不是维护广大百姓的利益,廉政为民只是一种缺乏根基的美丽外衣和空洞口号。这种君本主义的廉政建设进一步巩固了君主专制。君权至上和君主本身的贪婪成为腐败的总源头,君主专制制度成为诸多腐败现象产生的总根源。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原君》对此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由于君主专制本身的内在缺陷,传统的廉洁思想无法帮助他们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而是陷入分分合合的朝代更替轮回。
如今,君主专制已被扫进历史的坟墓,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过浴血奋战建立了全新的人民共和国。我国作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得到真正的承认和彰显,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以人民利益为本是无产阶级政党和其他一切政党的核心区别。XXX同志说过: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2]强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3]所以,政治清明、官员清廉、政府清正是廉洁的一般目标,而以人民利益为本则应该是现时代衡量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标准。以儒家伦理政治传统为核心的传统廉洁思想对当前反腐倡廉依然有不可忽视的借鉴作用,但在其价值旨归上应注意其君本性向人民性的时代转换。
2治理方式由德治主导型向法治主导型转换
根源于农耕、血缘和宗法的儒家文化有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泛伦理化。在儒家心目中,人与人之间似乎只有一种关系,即伦理关系,其他关系,如政治关系、经济关系都被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伦理化了。[4]内圣外王是对以君主为代表的官僚阶层政治人格的理想化描绘,德主刑辅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治理模式,在廉洁建设上自然也不会例外。这种德治主导型的廉政建设是以良好的伦理道德准则约束公职人员的权力,规范掌权者的行为,并通过道德教化和个人修养等方式把这些准则转化为掌权者的内心自律,从而提高公职人员的道德素质和道德人格,筑起防腐抑腐的道德防线,倡导清正廉明之风。[5]这种廉政模式把其逻辑基点建立在修身之上。《礼记大学》中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就是对儒家伦理政治传统根基的经典概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对人生发展道路的逻辑概括。良好的道德品质是社会运行的润滑剂。孔子提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就是看到了良好道德品质的重要性。加强道德自律,塑造良好的道德品格,有利于减轻社会运行的成本,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特别是从政者高尚的道德品格在政治运行和社会风气中有着重要的表率和引领作用。子罕辞玉、公仪休拒鱼、杨震拒金等故事广为人们津津乐道就反映了道德引领的巨大影响力。儒家特别推崇这种道德教化,《孟子尽心上》中孟子就表达了善政不如善教的观点: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通过道德教化,使掌握和行使权力的各级官吏注重强化道德修养,养成清正廉洁的为官从政之德,是中国古代社会德治型廉政模式的特征。当然,在实际的运行中各朝各代都有相应的一些法律制度安排,如选官制度、监察制度、俸禄制度、言谏制度等。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制度都是围绕以德治吏、以德促廉这个核心理念而制定和实施的。
以德倡廉的德治模式看到了道德修养对于政治运行的重要性,以道德教化、个体自律等道德手段倡导权力行使者为官清廉,在中国古代社会成为朝野普遍认可和接受的方式。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确实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历朝历代涌现出一些令人尊敬、受人敬仰的明君和清官廉吏。然而德治型的廉政模式存在着先天的缺陷。一是赋予了道德过多无法承担的责任。道德不是万能的,它是上层建筑中相对柔性的社会调节方式,在社会生产力普遍低下的时代,脱离物质根基提出过高的道德要求,会导致道德的小众化和虚伪化。所以在漫长的封建时代,有案可稽的清官廉吏始终只是庞大官吏队伍的极少数。二是把廉洁的根基奠定于个体的道德之上,势必走向人治的窠臼。德治型的廉政治理模式对君主的个人道德要求很高,而这是很难得到保证的,即使是被誉为千古明君的李世民也曾干过弑兄杀弟、夺人妻女的丑事。因而通过这种模式来实现长久的政治清明、政府清廉和官员清廉只是一种空想,历史也证明没有哪一个朝代曾解决腐败这个政治顽疾。三是把廉局限于德的范畴,把它视为国之维、吏之宝、士之节、民之宝,没有拓展到才的领域,并不关心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和意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资本的双重作用日益显现,在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新问题、新矛盾,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日益滋长,刺激了腐败的易发、高发、多发,加之传统人情关系、血缘关系的影响,使得我国的腐败问题更加复杂化。因此,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政治生活,在当前的廉政实践中,克服特权意识、人治观点,重塑规则意识显得十分重要。所以,反腐倡廉选择更具强制性和规范性的法律和制度,走向法治主导型是大势所趋。通过完善法律制定、执行体系和国家相关制度体系,让整个国家、社会日益规则化,再加以道德等柔性体制的配合才是应对当前腐败的最佳选择。近来,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等重要思想,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法律的生命力和权威在于实施等重要思想,反映了我们党对当前国情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精准把握。
3治理主体由单一化向多元化转换
孟子把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视为天下之通义。这代表了古代思想家对自然经济时代社会分工和阶级状况的现象性认识,也反映了私有制社会中少数剥削阶级统治多数被剥削阶级的社会实际。在自然经济时代,政治实践只是统治阶级的专属领域,广大劳动群众只是社会义务的单纯承担者,而无政治权利可言,自然也被排除在廉政活动之外,廉政成为拥有政治话语权的官僚阶层自说自话的独角戏。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们确实在廉政建设方面进行了许多努力和尝试,但他们关心的始终是自身的统治地位和经济利益,百姓利益只是一件徒具表象的华丽外衣,根本不可能关照到作为他们对立面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他们惧怕人民群众的力量,大力压制人民民主意识和权利意识的觉醒,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成为他们的共识,广大民众没有参与官员选拔、考绩与监督的权利,无法成为廉政活动的参与主体,而是与之无关的局外人。所以,中国古代的廉政活动得不到广大群众的积极回应。这种单一化主体的封闭体系,必然面临廉政主体单一的尴尬局面。而本该是国之柱石的少数清廉之士往往被腐败官僚集团视为异类,受到孤立、排挤和打击,如被誉为四知先生的东汉杨震因正直不屈权贵,又屡次上疏直言时政之弊,为中常侍樊丰等奸佞所忌恨,最终落得个罢免遣返饮鸩自杀的凄惨下场;有海青天之称的明朝海瑞屡遭弹劾一生坎坷,罢官、入狱、失妻丧子,孤独而终连办丧事的钱都没有。历史已经不止一次地证明,这些廉洁官员虽然在封建王朝中独树一帜,但当贪腐成为一种时代的内在顽疾,他们单薄的力量是无法扭转贪腐的官场风气,无法改变任何一个强大的封建王朝走向倾覆的历史宿命的。因为这根源于少数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相对立的自然经济时代社会生产关系对抗性的社会内在矛盾。所以说缺乏人民群众支持的单一廉政主体,无法支撑长久的廉政实践,不可能使廉洁成为一种主导性的社会潮流。元代文人张养浩《山坡羊潼关怀古》中的一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道尽了中国古代社会清廉正直之士的辛酸与无奈。而在当今中国,由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与广大人民群众具有根本利益的一致性,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成为我国反腐倡廉的出发点,广大人民群众也是廉政实践活动的参与主体,这与传统社会廉政建设的单一主体性有根本的区别。我国宪法总纲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这在法理上赋予了人民管理公共权力的权利,使得廉政实践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积极回应和参与,成为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支持和拥护的时代潮流。这也是我国的反腐倡廉能够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所以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建立人民群众参与的有效渠道,保证他们监督权力的行使。近代以来追求民族解放的坎坷历史征程给予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我们的成功是源于人民群众的支持。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也告诉我们,脱离人民群众将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危险。让人民群众进行监督能够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以来中纪委采取了设立中央巡视组到各地巡视的新举措,打虎拍蝇取得了不错成效,受到人民群众的好评和拥护。但要形成强有力的监督,在笔者看来除了要提升现有体制效能外,更应建立广泛的群众监督机制,理顺群众监督的渠道,完善相应的保密保护体制,探索构建为人民服务,受人民监督的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形态。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明确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将是我国今后发展的方向,并且把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作为五大原则之一。强调必须坚持法治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以保障人民根本权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承担应尽的义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共同富裕。必须保证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那么,建立人民群众监督机制将是我国落实依法治国的应有之义和必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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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谈管仲的法治思想总结
在春秋战国晚期,齐国十分流行厚葬,齐桓公十分担心着一个情况会愈演愈烈,于是就跟管仲说:如果厚葬之礼再这样继续下去,齐国的衣帛就全部都用来做丧服,齐国的树木就全部用来做棺材了,应该怎么样去解决这一个问题?
管仲对齐桓公说到:他们之所以会选择厚葬,不是为了名,就是为了利益,从这两个角度出发,应该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一个问题。
于是齐桓公就下令,说从今以后如果还有人施行厚葬之礼,就要派人侮辱去世之人的身体,而办理丧礼的都要抓取治罪。在命令通达下令之后,齐国境内的百姓以及高官贵族都不敢在进行厚葬之礼。因为主理丧事的人家如果实行厚葬之礼,去世之人不仅得不到名气,还会名誉扫地。办理丧事的人也不仅得不到利益,还会被抓取治罪。所以,一时之间,厚葬之礼就被遏制住了,齐国的衣帛以及木材都能够得到更好的利用。
管仲对于齐国厚葬这一个习俗了解的十分的透彻,从人们想要厚葬的根本原因出发,告知齐桓公只要抓住了这些根本原因,就可以有效的解决厚葬之礼,让齐国的物资不受到浪费,可以充分的发挥这些物资的作用,为齐国的百姓造福,增强齐国的综合国力。
看完了管仲破厚葬的文章之后,我们也应该向管仲一样,学会抓住事物的根本原因。从根本原因出发,才可以很好的解决问题,否则都只能事倍功半,白白耗费财力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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